平易近人的老先生

 韩文藻先生是中国基督教界的杰出人士。他在17岁时受洗加入了基督教 会。抗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基督教的青年团契活动，支持进步青年的爱国民 主运动。他在解放前就已参加上海、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解放后，他是南京基督教界开展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位活跃分子。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 我在金陵协和神学院下面的学习委员会工作时，曾听过他的报告，觉得他很 会分析问题，又善于接近群众，所以我对他很敬佩。印象较深的是他曾参加 了“三自爱国运动”领导人吴耀宗先生的福建访问团，国庆节、五一节还登 上南京新街口主席台，代表基督教人士检阅群众的游行队伍。同时，韩文藻先生对基督教的一般普通信徒、神学生、传道人，都平易近人，让人容易和他 沟通。因为他这种和蔼可亲的风格，很多人最近都在回忆他、怀念他。在古 稀之年时，他还曾经爬上了五层楼，亲自去一位生病的普通职工家中探望。 那位职工深受感动，他说，韩老虽有一定的地位，但没有架子，平等待人， 对人无微不至地关心，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 

韩文藻先生关爱他人胜于关心自己。“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基督教人 士受到冲击，拿不到工资，个别人因家庭人口较多，生活负担较重。当年他 的经济条件也不宽裕，却毫不犹豫地拿出存折，让生活有困难的同事借用。 在家中，他对老人尊敬，对保姆也很宽厚。如果有同事或朋友出差从外地带来土特产，他只拿一点，而后他一定要回礼。 

虽然他不是圣职人员，但他的品格在教内受到了基督徒的尊重。在教外， 他顾大局、识大体的品质也受到党政领导的肯定，逐步成为了中国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自从1952年丁光训院长来到南京工作后，他们之间便一直亲密合作，关系越来越好。后来韩老逐步成为南京、江苏、全国基督教 会的重要领导人。

回顾韩老的一生，他以作光作盐的精神，从一件件小事入手，为新中国基督教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建设爱德基金会

1985 年，在丁光训主教的领导下，韩老与匡亚明先生等人建立了中国第 一个由基督徒发起的非政府组织“爱德基金会”，从海外教会吸收了不少资 金，用于国内的社会服务，例如农村扶贫、水利建设等项目。在医疗卫生方面， 爱德基金会重视培训村一级的医疗人员，对艾滋病蔓延也做了许多防治及宣 传工作；在社会福利方面重视孤寡老人的济救，以及对聋哑人、麻风病人等 弱势群体的关怀；在文化教育方面，引进外籍教师，帮助提高高等院校的外 语教学质量，同时还开展对失学儿童的救助。这20年来爱德基金会的工作项目已遍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个县市，项目受益人数百万。其中自1996年开始，它对云南、广西、河南等省区开展了约200万人次的艾滋病预防培训教育：同时对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农村综合发展项目，培训各种技术人员6000余人，受益人数也达到了200万人。 

韩老对爱德基金会的员工很关心。作为爱德基金会的副董事长之一，他 提出了“三心”，即（1）同情心，对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要有爱心，为他们解决具体困难要有热情；（2）事业心，要为他们做实事，能解决他们的具体困难，有高度的责任感；（3）进取心，一个合格的爱德员工对事业不但兢兢业业，而且要有科学的精神，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及成果。如今，“三 心”(Compassion, Commitment, Competence）已经成为了爱德基金会机构文化的一部分。很多年以来，爱德基金会的员工提到韩老都称他为“韩先生”， 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创立爱德印刷厂

坐落于南京的爱德印刷厂拥有先进的成套印刷设备，其功用主要印刷基 督教的《圣经》。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基督教恢复时期，为了满足基督徒的信仰生活需要，韩老与丁老一起，通过合法渠道，取得了国际联合圣经 公会的资助，在江宁镇筹建起了这个印刷厂。至今，该厂的业务不但大大满 足了国内教会及学术界对《圣经》的需要，而且能为国际上许多国家承印宗教书刊，在国内也能承印许多高质量的印刷品，如字典等工具书类。爱德印 刷厂的成立使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徒能极方便地买到质量高而价格低的《圣经》，而且惠及到贫困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信徒。从此，有些生活贫苦的人可以免费得到《圣经》，而且少数民族的基督徒可以读到本民族文字的《圣经》，这不但有助于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客观上也有力地抵制了海外 敌对势力以偷运《圣经》的方式进行渗透。

据一位在上世纪80年代与韩老共事的印刷厂经营部经理回忆：当年地方干部对开放政策还不够理解，韩老就对他们的某些保守思想进行耐心的说服。 同时，韩老反对在工作中大吃大喝，接待客人也只是在工作餐的基础上加两 个菜。他提倡爱德印刷厂要有企业文化。爱德印刷厂有一本内部刊物《爱德 人》，名字是由韩老亲自题写的，其内容是报道厂内的好人好事，还报道员工生活困难，厂内职工如何发扬爱心，彼此资助；或者动员职工无偿献血， 发扬关爱社会的公德心等等。每年厂里都组织一次全厂职工大会，讲评过去一年的优缺点，安排下一年的奋斗目标，同时每年都要表彰10位十佳员工。 十多年来韩老坚持参加职工大会，从不缺席，而且每年都要讲话鼓励员工。 爱德印刷厂在经济上每年都有财务审计，去年出口圣经接近300万册，年创 汇500万美金。这些成绩当然来自全厂职工的努力，但与韩老的辛勤努力不 可分。因此我们一直在心中感激他。

为了爱德基金会和印刷厂的建设，韩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国内国外 四处奔波，使这两项工程有利于中国教会及中国社会的贫困人民。2006年2 月7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秘书长Samuel Kobia致信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 圣洁牧师，对韩文藻的逝世表达了哀悼。Kobia牧师在信中高度评价了韩老的 功绩：“作为一名爱国宗教领袖，文藻在中国社会积极展开了教会的使命，鼓 励教会成员参与国家建设、同时亦不在信仰上做出妥协，并帮助他们将宗教 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在建立爱德基金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也在爱德基金会建设成一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机构、保证基督徒在社会发展中的参与时进行了富有活力的领导。”

打开外事工作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韩老从事中国基督教的外事工作，在许多方面打开了新 的局面。韩老总结出了六字原则，即“合法、公开、坦诚”，这极大地鼓励了我们这些参与外事工作的人。我记得许多友好的外宾也很欣赏或理解这六字原则。这些年来，我们不但和国外友好的基督教宗派多有来往，而且和一些对我态度还不够明朗，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还有不够理解的教会领袖也多有 接触。韩老的对外交往工作消除了海外某些教会人士对中国教会的疑虑。他在外事工作中坚持有理有节：对一些反华的、反“三自”的某些敌对人士， 他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但是，对绝大多数的国外教会人士，他都热情地欢 迎他们来参观访问。通过多方沟通联络、通过实际的交流，不仅使对方的误解冰释，使广大的海外教会领导层了解了中国，并进一步对中国教会进行了 有力的支持。韩老认为外事无小事，因此，许多工作亲自抓，小到宴会时的座位席、圣诞节时送出的圣诞卡，他都要亲自过问。一些重要的团队到某些省市参观，他都亲自坐火车陪同。2004年时，他已重病在身，一个重要的外国团队从上海来南京时因恶劣的天气影响了交通而迟到，韩老在饭店从6点 一直耐心地等到8点多，令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和来访的外宾都很感动。韩老常向同事们说：“有成绩是大家努力所做，有问题责任由我个人来负。”他还常对年轻人说：“工作你们去做，我在后面把关。

韩老曾努力促成中国基督教协会分别在1983年和1989年对世界基督教 联合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访问，随后还推动了中国基督教协会成为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成员。他坦率真诚、平易近人的做人品质和行事风格，为中国教 会赢得了许多国外的真诚的朋友。就在他去世前的三个星期，也就是2006年 1 月9日，他还与神学家司徒德（John Stott）约定在南京会面。不料短短的 20 天后，这个约会永无践期。天人两隔，友人怎能不伤怀？因此，在他去世后，海外发来了无数唁电唁函，还有30位外宾专程赶来南京参加追悼。 

其实，韩老也非常重视外事工作的内事基础。他大力贯彻丁主教的“治好、 养好、传好”的办教方针，重视基层教会和农村教会的建设。我在负责全国 农村教会事工委员会和民族教会事工委员会的10年中，非常深切地体会到了他工作的细致周到。在许多问题上，韩老都是从宏观考虑，从具体着手，而且经常没日没夜地工作，非常辛苦。记得1996年我们5人从云南大理、怒江 进行培训工作回来时，韩老急于听取工作人员汇报，连晚饭都来不及吃。常年这样殚精竭虑、忧思操劳，以至于他每次外出工作回来，到家以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虽然韩老不是教牧人员，但他所做的事都是中国教会必须做的。他曾提 议将80年代神学院校毕业的中青年组成30人左右的讲道团，分批去异端邪教蔓延的地方，通过讲道，挽救群众不致迷离。为了加强义工队伍的建设， 韩老组织出版了培训小丛书，并以神学主题为系列，出版《溪水旁》讲道集。 自1998年中国基督教“两会”提出神学思想建设后，他又组织讲道团的同事 们开研讨会…… 

《圣经》里说，你们要作光，照亮周围，又要作盐，融于社会。韩老的一 生都在实践他作为一个虔诚基督徒的行事准则。我清楚地看见他这一生留下 的佳美脚踪，我清楚地记得韩老做过那些大事小事，我清楚地知道，虽然他 走了，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不会停息。 

赵誌恩

作者系金陵协和神学院荣休教授 

原载《中国宗教》2006年第3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