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诚质怡副院长，原任金陵神学院院长，1952年秋，华东神学院校联合于南京后，任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诚副院长是新约及希腊文专家，他在50年代出版的《新约原文字义研究》，由全国基督教两会再版。诚副院长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国教会三自原则，毕生从事神学教育事业，于1977年被主接去。我们特发表诚副院长爱女诚荣慈姊妹的一篇文章，作为对他的怀念。

1977 年 7 月11日，是一个极其平常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日子。但是对我 们一家人来说，却是个极其悲痛不幸的日子。那天晚上，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至今已有11年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在我面前谈及他的工作，从不对自己的同工或 学生说长论短，父亲憎恶对别人评头论足，他是个正直的人，是我亲爱的好 爸爸。凝望父亲遗像，和他老人家在一起时的种种往事重又涌上心头。 1898 年 11月4日，父亲出生于北京一个满族旗人之家，由于几位老人 所说不一，究竟是正蓝旗、正白旗还是镶黄旗我也并不清楚。祖父思想比较 开明，认为八旗子弟大多贪吃懒做不成器，为此，家中添了男丁时，祖父都 没有按当时惯例去向朝廷申报户口，这样，父亲和两位伯父都没有领过“皇 上家”的“钱粮”。祖父是牧师。由于家境贫寒，父亲幼小时身体瘦弱。上 学后父亲学习很努力，最喜欢古文和英文，当时没有英文阅读材料，父亲就 背英文词典，因此词汇量相当丰富，为日后学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父亲十四岁时，祖父蒙召归主，大伯父诚静怡博士已学成成家。于是， 祖母、二伯父宗宋恰、姑母诚冠怡和父亲都依傍大伯父生活，直到各人自立。 

父亲是半工半读在美国求学的。临行之前，祖母赠言“自强”二字，父 亲回答说：“奶奶（旗人呼母为奶奶）您放心，我记住了。”在美国，父亲努 力攻读，假期里就去打零工，曾和崔宪祥伯父等一些同学到饭店去洗盘子， 或去刨石子路挣钱，虽很艰苦，但他们以能够自食己力为荣，精神上是乐观的。 “文革”前，家里存有一张相片，六七个中国男学生一律围着白围裙，彼此抱着肩站成一排，笑得很开心，还有一张是父亲坐在石子路边看书，身边放着 一把丁字镐，是休息时拍的。父亲很喜欢一首歌（大约是陶行知先生所作)：“ 滴 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儿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不算是好汉。” 父亲说：“上帝决不帮助懒汉，以色列人若不抬腿走出埃及，耶和华也不会降 吗哪下来。

父亲很爱我，平等对待我这个女儿，从不端出父亲架子教训我，但他也 从不溺爱。我上初中时，听同学说用鸡蛋清洗头发，头发特别干净，又黑又 亮效果很好。回家我自己拿了一个蛋洗头发，父亲发现了，只轻轻说了声：“鸡 蛋是营养品，多少人吃都吃不上，你怎么倒拿它洗头发？”我很后悔，虽然没 说什么，但从此我再也不糟蹋东西了。 

父亲并不一味管束我，正当合理的要求，父亲总是理解和支持的，并且在 条件许可时主动考虑我的需要。我小时，上海广学会常给父亲寄许多书，父亲 就选些适合小孩子看的带回家给我看。书的内容很丰富：圣经故事、文艺小说、 科普常识、中外史地、儿童故事，还订着《福幼报》。父亲喜欢带我到店由我 自己选书，如成语故事、连环画、历史故事《花木兰》、化学实验、《把戏大王》 等等都是我所喜爱的。我现在喜欢逛书店买书和儿时的习惯是有关系的。我们 还去外国书店，翻阅彩色立体的童话故事图书，这些书较贵，只看不买。平时， 母亲要我做事，父亲就悄悄过来和我一道赶快做完事好继续看书。 

我的字写得很糟，父亲不满意，我就赖钢笔不好使，父亲第二天就让我 去买笔，我选了一支很漂亮的绿色自来水笔，谁知笔尖太粗，全都写出了格子， 字还是照样糟糕。父亲告诫我，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得看主要方面，买笔 就要选合适的笔尖，要看吸水，下水的性能，而不是光看它的颜色漂亮，再 说写字靠练不靠笔。 

父亲喜欢音乐，音色也比较深厚，大家一起唱歌时，父亲自己配“男低音” 与大家的声音还很和谐。五十年代，家里有架钢琴，父亲弹赞美诗，两手配 合得很好，和声自然，一点不刺耳。我弹的曲子中有父亲爱听的，他也能摸 索着弹出来，尽管指法完全不同，但曲调还是很好听的。其实，父亲并不识谱， 只是凭自己的乐感与记忆弹的。父亲喜欢唱，也喜欢教我唱。抗战期间，神 学院上海部分因人数少，每逢圣诞节同乐会家属也都出席，而且也参加节目。 我八岁那年唱的一首英语《圣诞佳音歌》就是父亲教我的。 

不仅节日盛会，平时我也常到神学院去玩，师生常有来往，彼此关系比 较融洽。当年神学院有个习惯，逢年过节时，李汉铎院长、李天禄教务长以及我家等几位年资较高，家在南京的老师就分别将几位独身老师和家在外地 不回去度假的学员请到自己家来热闹一番。这时，我最高兴了，帮助母亲准 备茶点杯盘时顺便先尝为快那是顺理成章的。在称呼上，对年岁大些的进修 人员必须尊称，对年轻学员也一律称“哥哥”“姐姐”，父亲不准我直呼其名。 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些习惯，对父亲当年的“老”学生称“姐姐”“哥哥”。

 在宗教活动上我有充分的自主权，父母从不规定我去哪个礼拜堂。在上 海时，黄素贞教授的爱珠和我总是跟着李院长的文达、文智一起到慕尔堂少 年组去活动。胜利后，在南京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汉中堂的圣乐团等，父母都 不过问。父亲的意思是无论哪个教堂，团契和圣乐团都是教会活动，都一样 传福音，唱赞美诗。我说：“黄泥岗教会不用《普天颂赞》。”父亲笑了：“圣 经总还是同一本吧，去听听也没什么不可以。”父亲从不对我说，有关教派方 面的问题，即便我问到了，他也只说：“小孩子问这些干什么？神学上的争论 问题你不要介入。”不懂神学和教会内部一些事务，我不遗憾。如今我感到遗 憾的是没有认真跟父亲多学点英文，也没有接触一点希腊文，浪费了许多大 好时光，错过了机会，悔之晚矣。 

我们全家只有三口，但是生活还是有乐趣的。在家里除唱歌外，晚上躺 在床上做游戏，美其名为“对对子”，其实是用谚语或成语上下联句。如：“学 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心似平原走马，易纵难收”，“良言一句三冬 暖”，对“恶语伤人六月寒”。也猜谜语“三人分钱，你不要我不拿”——谜 底“彼得”。父亲不要求我死背圣经，但用联句游戏帮我熟悉圣经，如：“他 使我的灵魂苏醒”对“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 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联“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掩盖 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联“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答不上来 时，父亲就自己说答案或是告诉我到圣经的哪一卷去找。这种游戏是我们所 喜欢的，玩得高兴时，母亲也参加说上一句。我喜爱音乐和文学，除了从幼 儿园直到大学的教育和培养外，家庭中的生活乐趣和宗教教育就成了我的第 二课堂，使我从童年起不仅生活愉快幸福，而且也培养了我在这些方面的兴 趣。可惜这一切都在令人痛恨的十年“文革”浩劫中全部被破坏了，欢乐变 成了焦虑、屈辱和灾难。

 在那极度野蛮、凶残又自私专横的特殊时期，中学的红卫兵不知根据什 么到神学院来将教工划分为“三类”。那时父亲肝炎初愈尚未康复就被划为 “第一类”，拘禁在神学院里受审查，穿的毛衣被剥去，随身的零钱被查抄。审查的内容是：“你第一次留美，1927年回国；第二次去美，1949年回国， 为什么都在历史关键时候回来？”父亲回答说：“第一次去读书，1927年毕业 得到学位，学业完成回国结婚，工作了。第二次是轮休，为期一年，家和女 儿都在中国，自然得回来。”红卫兵又问：“归国时帝国主义交给你什么政治 任务？归国后做了哪些坏事？”父亲回答：“我是学神学，回来教神学，没有 政治任务，没有做坏事。”这种回答当然满足不了想当然的审查者们的要求， 于是被打得口鼻流血。

 被关押在女青年会地下室时，红卫兵常定期进男牢房收交代材料和拷打 人，陈端桂老师后来告诉我，从女室可见男室有人进出，也可听见男室打人 的声音。受刑者安静地承受着拷打与凌辱，没有呼喊或求饶声。

 被划为“第一类”的父亲，审查后，被押送到南京郊区青龙山红卫林场 劳动。这是个劳改农场，宗教界的“牛鬼蛇神”们先在名符其实的牛棚里住 了一阶段，然后迁进大通间的集体宿舍，宿舍是泥巴地，用草帘遮住窗洞。 白天编组出去劳动，晚上开会学习。父亲已70高龄，肝炎未复原遭此折磨， 收工回来晚饭都吃不下去。 

父亲病了，视力很快下降，医生诊断为视神经萎缩。市军管会一位负责 人说：“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可以请假回家休养。”但父亲的病仅仅“请假回家” 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请假获准了，但不时仍然被召回去参加“学习”。眼睛已看不见了，1972年 的交代检查就是由父亲口述，别人执笔代书的。父亲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也不 能自理，每日三餐都靠可怜他的落难同工们帮助打饭回宿舍吃。基督教的爱心和 怜悯并未都随着“文革”一起革掉，就在父亲沦为阶下囚之际，林场内有同工关 怀照顾，场外还有王淑德院长、邻居黄绍基牧师一家、同病相怜的黄素贞教授及别 的朋友们来探望和关心我们，使我父母从孤独、冰冷的心中感受到温暖。

 从1966年“破四旧”后，父亲每月只领几元生活费，当时我在外地工作， 虽然每月我们定期寄钱回家，但也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父亲需要营养，母亲 只有在每次父亲放假回家时买些粗糙的干点带回林场，作为补充食品。父亲 在家治病期间我们曾回家探亲，有时买点百合熬汤就是上好的营养品了。我 的两个女儿虽小，也懂得让外公外婆多吃点，而外公，外婆又尽量让她们多 吃点。生活虽然寒苦，但全家人和睦亲爱，家庭生活是舒畅的。

 林彪事件后，父亲的日子似乎好过了点，户口迁回南京，调整了住房， 虽仍只有一间，但面积较以前大了些，至少我一家四口回宁探亲时可以打个地铺，不必再用桌子拼起来睡觉了。落实政策了，父亲精神也稍愉快了些。 74 年在省统战学习班神学院组里补“清队”课也过了关。可好景不长，春节 后，父亲去问另一笔被没收的五千五百元存款能否发还，却被当时的省统战 学习班××组的领导小组组织召开的一次批判会狠批了一顿，会上质问父亲： “你割过一根稻吗？你挑过一桶水吗？你剥削了一辈子，你还要钱？”父亲的心 碎了，心头淋漓着鲜血，父亲又沉默了，从此再没有振奋起来，饭量锐减。我 回家时，母亲向我哭诉：“父亲口吃着说：‘这笔钱，我……我不要了’”。父 亲的健康很快坏下来了，百病丛生，双目完全失明，四肢僵硬不能伸屈，失去 了思维和记忆，大小便失禁。上医院是我爱人从三轮车上背进去的。候诊时， 外边木工做活，敲打的声音传来，父亲问我“咱们等什么呢？是等着挨打吗？” 其他病人奇怪地望着我们。我回答：“不是的，毛主席不准打人，那是木匠做工。” 晚上临睡时，父亲对我说：“你把纸整理整理，书里翻开的那一页上打个记号， 省得明天找着费事”，还说：“把笔帽套上，别弄脏了纸，明天我接着翻译下一段”。 躺在医院里，什么也看不见，翻译什么呀，父亲的神智已不清楚了。 

我从外地回家，站在父亲面前说话，父亲竟辨认不出我的声音，猜我是 黄坚如，又猜是莫如喜，我说：“我是荣慈”，父亲立刻就哭了。 

“文革”前，父亲仅是个别手指患有关节炎，身体很硬朗，可现在全身关 节僵硬，不论坐卧都是同一姿势，并很快患了褥疮，而且越来越糟。每次换药， 痛苦不堪。常无端地会说：“我招谁惹谁了，凭什么这么对待我！”“脑袋撞在 墙上，撞死为止！”或是“我要回家，这儿不是我的家。”这都是平时父亲在 昏昏沉沉时突然迸出的几句话。1977年5月，九旬高龄的姑母由表兄、表姊 陪同由北京来宁看望父亲，听我们介绍父亲时常叫喊或唸叨这几句话，姑母 流着泪说：“可见前几年他在林场里是多么想家了。”父亲一生内向，长期压 抑着不敢表达的孤独，悲愤在神不由已的状态下说出来了。

 由于失明，身体不能动弹，时间观念也消失了。白天坐着打盹，夜里大 声说话，母亲劝说：“现在是夜里，人家都睡觉呢，有事明天再说吧。”可是 父亲常常不懂，尽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但是白天和父亲说话，父亲却总是毫 无表情地默不作声。我那幽默风趣，善于理解人的父亲怎么竟变得如此冷漠 了？您在想吗？想什么呢？可是有一次我附在他耳边轻轻哼一首赞美诗，刚 开始了一两个乐句，父亲竟然跟着唱了起来。这天下午，我们唱了两三首诗， 父亲又显出愉快的表情，整个下午没有再叫嚷。以后我们就常常轻轻地唱， 父亲不仅会用中、英文唱诗，还能背主祷文。明知这样做对父亲的病无任何实质性帮助，但这却能让父亲因此得到些快乐和安慰。

 1977 年 7月11日傍晚，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女儿就告诉我外公又病了， 已被送往医院。父亲发烧咳嗽已有几天了，母亲给用了感冒药却总不见好， 这天下午4点多钟，气喘不停，脸色变灰，我爱人慌了手脚，招呼两位正在 院内施工的工人一起火速送往医院。我赶到医院替接他们。父亲坐在藤椅里， 接着氧气，指早已是青灰色了，我轻声呼唤父亲，他没有丝毫反应。医生说 老人有腹水，问生过什么病，我如实回答“文革”前夕患急性肝炎，医生没 再说话，随即开出了病危通知书。我被“病危”这不详的沉重的警钟惊呆了， 父亲患的是慢性病，怎么可能……，然而这“病危”通知书清楚表明很快我 就要失去父亲了。医院禁止我离开，好不容易求得一位热心的实习护士找到 我家送信让母亲来医院和父亲见上一面。医生护士帮我们将父亲抬上一张刚 空出来的床上，不管怎样，躺着总比坐着舒服点。母亲来了，眼望着医生长 久地为父亲做人工呼吸。怎奈，风前的残烛已经燃尽，接氧，人工呼吸都无 济于事，只能是安慰家属罢了。父亲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终于静静地停止了， 没有留下一个字、一句话。亲爱的父亲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唱歌做游戏，再也 不能吃我喂他的饭了。然而父亲的遗容却十分安详，没有一点焦躁和恐惧。 我不禁想起圣经中屡次说到信徒的逝世都用“睡了”这个字眼，又想到一篇 科学译文中说：据调查一批濒死复生者说正直、善良的人临终时所见的是一 片光明，感觉是平安愉快的。父亲一生经历过许多悲欢离合，遍尝苦辣酸甜， 尤其晚年的坎坷屈辱，雪上加霜般在父亲心灵上留下多少创伤，父亲默默地 承受了，最后默默地含恨离开了这个复杂的人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邪恶总是暂时的，公理必然得胜。“四人帮”的可 耻下场就是最好的例证，谁能否认和逃脱这一必然的客观规律！父亲已经安 息在主的怀中，更加与主接近了。

 按照母亲的指示，我们赶回家在指定的箱子中为父亲找了套仅有的没有 补丁的旧式制服，那是50年代父亲参加中国代表团赴民主德国出席一个世界 性基督教代表大会穿过的，是专为出国才定做的制服。 

父亲的名字可能会被人遗忘，但对我来说，他仍是亲爱的父亲，我仍时 时觉得父亲就在我身旁。安息吧，爸爸，在上帝座前，我们一定能再相会。 

1988 年9月于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