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民先生也许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着基督教神学教育与研究，为着金陵协和神学院。1952年，34岁的陈先生来该校任教，半个世纪过去了，82岁高龄的他依 然在这里勤耕不辍，这不仅仅是因为出于 对上帝的忠实信仰，更是出自对事业的追 求与挚爱。我读过一些他写的文章，知道在 中国基督教神学理论方面，陈先生的成绩 是有目共睹的，当我在秋天收获果实的季 节来采访他，其意义是深长的!采访话题自 然离不了神学教育与研究，更离不了他为 之付出大半生心血的这所学院。

“金陵协和神学院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 神学院校，1910年由外国人创办。1941年 我在此读书，正逢抗日战争，学校分成上海  和成都两部分，抗战胜利后才合并在一起， 重又回到南京，那时叫金陵神学院。解放后  基督教开展自治、自养、自传为目的的‘三  自'爱国运动，摆脱了外国教会的控制，中 国人自己管理教会，神学院校也必然要由 我们自己来办。1952年华东12所不同宗派的神学院联合在一起，取名金陵协和神学院，由丁光训先生出任院长。后来华北 13所神学院也合并在一起称为燕京协和 神学院，这是当时中国一南一北两个主要 神学教育基地。

“1957年‘反右'斗争，全国神学院校停 办，1961年复校的时候，燕京神学院复并入金陵协和神学院，属于整个基督教界的神学院只有金陵一家。然而刚起步又遭遇‘文革’,再度停办。那时候‘左'的思想盛行，宗教被看成是具有反动性、欺骗性、危害性的‘鸦片’,我们这些与宗教有关的人员也自然随着‘鸦片'一同扫地出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1年，金陵再次复校，同时燕京神学院也在华北重新建立，基督教神学教育从 此步人正轨，金陵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 期。现在每年在校生有一百多人，分本科与研究科。为了扩大教育，提高教牧人员及普 通信徒素质，还要定期举办培训班和函授 班，每年学员逾千人。复校以来已经毕业的学生有六、七百人，其中五百人在各个教会作教牧工作，其余的人在各地神学院任教，金陵作为基督教界唯一的一所全国性高校正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由于‘文革’的影响，我们教界出现了断层，师资力量不足一直是我们学校的主要问题，50年代培养的学生现在仍是教会及学校的骨干，可是这些人的年龄都超过了60岁。在金陵60岁以上的教师还在岗位上工作，甚至86岁高龄的老者仍需返聘。近年来毕业的学生有知识，有文化，但经验不足，还需进一步磨炼，所以现在我们缺乏的是中间力量。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年青人尽快地成长起来。“我从事了一辈子神学教育， 一直认为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从‘左’的思潮中摆脱出来，开始客 观地认识宗教，认真地看待它的历史性和文化性。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自落实以来，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佛教，教徒人数均大幅增长，这是事实。不过，既然承认宗教的客观存在性，就必然面临领导宗教的问题，什么人来主理宗教至关重要，也就决定了培养什么样的教职人员成为诸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值得高兴的是，近20年来基督教神学教育一直受到相当重视。现在全国已有17所神学院校，除金陵是全国性的之外，地域性的有5所，省办的有7所，其余的是专科学校。应该说，数量已是不少了，但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今年国家宗教局会同基督教全国‘两会’决定对所有神学院进行评估，考察办学方针，看看办学条件、师资力量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也是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就办学而言，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一样，教学质量比数量重要得多，质量不行，误人子弟，因此提高素质是每个神学院校的生命，神学院校缺不可，滥更要不得!我认为教界当前要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具体地说，首先应从神学教育入手，转变教牧人员的观念，提高他们   的政治、神学素质，因为信徒是信赖牧师的，神职人员的思想起着导向作用，他的素质往往能够决定教徒的认识。金陵多年来的教育宗旨是培养爱国爱教在神学上有较高造诣的教牧人员和神学专家，并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的重要作用。

“基督教是个传统性较强的宗教。几十年来，因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在理论上有较大的突破。50年代，基督教在组织上、经济上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三自’活动表明了一个民族意识的觉醒，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都为此感到骄傲。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神学理论的建设问题也开始提上议程，当时我曾经写了一篇名为《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的文章，总结神学反思和重建 的基本趋势，里面提到神学是教会灵性经验的理论，是历史上某一个特殊时代中教会的宗教经验的总结。虽然圣经的真理和基督的福音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但是神学却受到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说到底，神学是教会的而不是个人的。因为神学的内容是有生命的经验，所以神学的本 身也是活的、动的，它随着教会的生命一同生长、发展。它包含着信仰，但不等于信仰；它包含着福音真理，但不全是福音真理。是信仰和福音真理的解说，是教会生命的表现，是教会的思考。思考的内容，便是教会的信仰和经验。没有内容的思考是形式，是死的教条，不是神学。不经过思考的经验也只是不成熟的感觉，是幼稚的，并且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宗教的经验先于神学，而且是神学的基础。任何一个长成了的教会，必须有她的神学，正如一个成长的人有他的自觉的、统一的思想一样。当时我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其基本观点是认为旧中国的基督教会不可能有什么独立的思想。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基督教，新神学的建设是过去我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西方的神学我们不能照抄，如果生吞活剥地将西方神学思想不加批判地接受过来，结果会扼杀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思想，并践踏了中国信徒经验的嫩苗。所以我觉得教会要勇敢地面对这个时代，并从属灵的观点来说明这个时代所带给我们的变化。我们必须再回到圣经中去，从原始教会信徒的宗教经验中去发现那些使他们追寻福音的原因。我们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宗教经验中来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我们当前神学建设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我们今日教会神学的任务。

“现在看来我在40多年前的想法的确显得偏狭、浅薄和幼稚了一些，感情的色彩和理想主义的成份浓厚了一些，由于‘反右’和‘文革*还是将这个思想给打断了。但是这个思路应该说还是对的，外来的宗教只有与当地的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结合，才能有生命力，达尔文的名言：适者生存，也同样适用于宗教。唐代和元代的景教，最终就是没有适应中国文化，而被迫消亡。明代传教士利玛窦由于提出了基督教尊儒、补儒和超儒三大步骤，强调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相协调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使得天主教能够在中国得到了立足与发展。如果不是因为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的愚蠢和傲慢，以及由此引起的康熙皇帝龙颜大怒而禁止基督教，我们也许会进入到另一个局面。 

“今天，中国教会已经以新的姿态作为普世教会的一员出现和活动于世界基督教大家庭中，我们的神学建设也应有批判、有选择地在汲取外来文化有益养分的基础上来丰富自己。“总之，我们的神学思想应该是超越宗派主义，特别是从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和基督教的教义结合起来，这样才说得上我们的神学思想的系统化。我认为，基督是藉着改变来施行拯救的。基督福音救赎的功效即赖于它在文化中和通过文化，对个人和社会进行改变的活泼能力。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取决于它是否能在当前这个多元的、世俗的、变化的处境里，以实际行动来显明它那活泼的改变一切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基督教还想起到基督——文化的改造者——传递者的作用，它自身就必须改变。一个宗教的发展，理论的指导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缺少正确的理论，肯定跟不上社会发展，更谈不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已经把基督教从洋教改变为真正的中国宗教，跨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中国基督教的土壤是中国文化，阳光和雨露则是上帝的祝福和圣灵的引导，中国社会则是它的空气。中国教会所做的就是要把盆花移植到中国的土壤里，并且培植成一个竞相争艳的百花园。”

千余年来，在外来的宗教文化中，基督教传入中国较其它外来宗教而言，是不算顺利的。今后它的道路仍然漫长、遥远。

陈泽民先生对基督教的一片挚爱，我能够深深的理解。他关心中国基督教的教育，热切希望能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神学理论，所有这一切，仍然要赖于人才的培养，如今金陵协和神学院正在进入良性的发展，作为担任副院长的陈先生，我认定他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的，而且这个过程也许不会太长。

作者：沁平

来源：《世界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