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训（1915-2012），上海市人。

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八届、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三届、四届、五届主席，

第六届、七届、八届名誉主席，

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一届、二届、三届会长，第四届、五届、六届名誉会长。

一

1915 年，丁光训出生于上海一个基督教世家，外祖父是圣公会的牧师，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4 个月时，他便接受了洗礼，随后，基督教信仰在他幼小的心中随着每周迈向教堂的脚步逐渐生根。1931 年，丁光训考取了圣约翰大学高中部，3 年后他考入该校土木工程系。圣约翰大学在当时是一所全国知名的教会大学，“九·一八事变”之后，这里也成为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受当时救亡图存思潮的影响，丁光训放弃了理科的学习，转而学习英文和神学。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想用自己的信仰去拯救社会、挽救国家。这种抱负与当时基督教青年会“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教训不谋而合，于是加入青年会，为青年会工作成为丁光训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捷径。

正是在此过程中，他认识了许多基督徒学生运动领袖，其中就包括时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主任干事的吴耀宗。在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青年会开展的各项活动，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及组织能力。“七·七事变”前后，丁光训曾经被校方派到日本东京圣公会修道院学习，但由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提前结束学业返回上海。1937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后，丁光训便开始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负责上海基督教学生联合会（简称“上海联”）的工作，抗战期间，在丁光训的带领下，“上海联”倡议发起“认识真理运动，认识时代运动，国际友谊运动，立志献身运动”，很好地引导了上海的基督教学运潮流。1938年，丁光训开始担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干事。1939年，由于战乱，很多青年学生流落到上海，学业无以为继，为此上海青年会组织了上海学生救济委员会（简称学济会），设法筹款协助这些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丁光训开始担任学生救济委员会执行干事。同年，他加入“全国基督教学联协会”，在基督教信教群众中宣传进步思想。1942年丁光训完成了圣约翰大学神学课程，获得神学学士学位，随即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在上海国际礼拜堂做兼任牧师。这个礼拜堂不分宗派的开明神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他，同时他还利用礼拜堂组织学生团契，讨论时局，在此过程中，成为公认的基督徒学生运动领袖。

抗战胜利后，丁光训积极参与吴耀宗、涂羽卿、陆干臣等发起组织的“中国基督教民主研究会”，并担任民主研究会的执行干事，研究会举办报告会、讨论会，反对内战、争取民主。1946 年至 1951 年， 丁光训受基督教青年会委派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工作，赴加拿大、美国、瑞士等国家工作，同时继续在神学上的深造。1949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后，远在瑞士的丁光训倍感欣慰，不顾西方一些反华人士的劝阻，决定回国服务。1951 年底，丁光训回到上海，并开始积极参与吴耀宗先生领导的“三自爱国运动”，成为“三自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及推行者。  1952 年，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 37 岁的丁光训被聘为院长。1955 年，丁光训被祝圣为主教。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的基督教事业饱受摧残，丁主教也受到众多不公正的批判。“文革”之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落实。1980 年，丁光训在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上被选举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成为新时期中国基督教界的领袖，同时他的宗教思想也成为指导中国基督教健康前行的灯塔。

二

丁光训主教的政治实践，过去已有很多学者加以宣扬，但是他在神学思想及学术上的贡献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丁主教在其历次讲话和一些文章短篇中，贯穿其中的虽有政治考量，但更多的是将基督教从神学、教义、历史出发，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脉 络加以诠释，力图走基督教中国化的 道路。这种努力以他所倡导的“三自”原则作为基本精神，以他所创立的中 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作为表显，以 其神学教育及社会公益事业的开展作 为外延。

丁光训将“三自”的思考纳入到普世性与地域性的辩证关系中。对于一种普世性的宗教，普世性与地域性之间相辅相成的互动是得到公认的。对于宣称拥有普世性的基督教来说，更是如此。丁光训的“三自观”首先便着眼于这种互动性，他在历次演讲中，不忘强调中国基督教的地域化、中国化对于基督教普世性的重要意义。宗教的地域化无法脱离其普世性，否则地域化将使这种宗教失去其本真的意义，迷失于地域社会及文化之中，地域性必须以接受普世性为前提。对此，他形象地称为“核对手表”。他多次强调维护和发展中国教会的特性不能脱离耶稣基督的普世性，脱离了福音和教会的普世性，这个特性也就丧失了灵性内容。

丁光训认为，“三自”拥有圣经、历史的支撑。教会的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是《新约》教会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普世教会的必然特征。在同各种文化相接触的过程中，它总是取得本地的色彩。丁光训说：“一个教会进入一个历史关键时刻，需要去找到它自己的民族性，从而不再作为任何其他国家教会的一件复制品存在下去。我们得是我们自己才好。耶稣基督在中国的教会必须获得一个中国的自我，成为中国的事物，才能同他过去的殖民主义历史分手、取得权利让中国人民来听听它有以告人的信息。”

丁光训肯定传教组织及传教士在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他不无辩证地指出，传教士贡献的最终的目的便是让中国的教会成为中国人的教会。丁光训曾在访问澳大利亚教会时说：“先前从这片土地上前去中国的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我们为之感谢上帝，也感谢澳大利亚教会。他们爱的作为的价值将是长存的。我们知道，在那时候，好的传教士都为了好使自己早日成为多余的而努力工作。所以我们愿意他们今天这样来看：一个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在中国出现和成长，绝不意味着他们的失败，也不意味他们失落了什么，而正是标志他们的成功和光荣。”另一方面，他指出摆脱同外国差会的隶属关系，遵行“三自”原则也是中国社会、民众的需求和信徒的强烈呼声。丁光训认为，任何一群基督徒的传教使命不应当同另一教会在其本国进行传教的使命发生矛盾。基督徒应当不让他们自己的自我扩张去侵占另一教会的自我的神圣空间。

三

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建设，以丁光训自己体悟出的神学见解最具代表性，他的神学思想契合于中国的社会文化脉络，符合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实际。

丁光训认为上帝最根本的属性是他的爱。爱不仅仅是上帝的属性，上帝就是爱。上帝是爱，这是宇宙中一切事实中最主要的事实。

基于此，丁光训肯定了教会外真善美的价值，“我们不愿意否定教会以外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在这些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接近基督教上帝观的火花，我们不能任意目之为毫无价值的东西而予以抛弃。……我们能说，因为这些是出自基督教传统之外，因而就毫无价值吗？对不属基督教的灵性所见，我们不要像基督比喻中的那个大儿子，或者像约拿对待尼尼微人那样高傲才好。对人们向上帝走近的每一步，不管这一步多么小，我们都应当抱欢迎态度。”

与上帝是爱相应，丁光训提出了“宇宙的基督”这一神学理念。上帝是宇宙的爱者。整个宇宙都处于上帝的爱中，对此丁光训认为圣经给予我们许多启示和鼓励，“我们看见这样一个远象：上帝一切的创造、救赎活动是为着全人类的。”在丁光训看来，圣经经文道出了一位具有宇宙性的基督，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里看到的一切真、善、美并非存在于他之外， 而是在他里面得到成全。人们再也不能把道成肉身看为清洗亚当造成的祸害的一个办法。基督强于亚当，赏赐强于悖逆，恩惠强于罪恶。《新约》最伟大的词不是“罪”而是“恩”。

基督不仅救赎基督徒，他的救赎惠及全人类。非但如此，基督的救赎计划包括整个宇宙。同样，圣灵不单单是基督徒或教会的保惠师，它也以超乎寻常的美和善更新一切被造之物。

丁光训认为上帝的创造也是救赎的过程、圣化的过程、教育的过程。整个历史就是上帝为实现他的目的而努力的历史。而且整个历史不完全就是人类的历史，人不过是在这久长的历史“最近几分钟”才出现的动物。当人们在宣讲基督的宇宙性时，并不意味着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每件事情都是出于基督的设计。创造，包括对人类的创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远远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从这一角度说人类只是半成品的人。

丁主教的这些神学思想的表述，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神学体系，但却都倾向一个主旨：和好。上帝通过他的圣爱与他的创造物人类和好；宇宙的基督突出了信与不信间的宽容；半成品的人则鼓励人与自身、与社会、与世界、与宇宙和好，共同融入上帝创造、救赎的圣功。

作者：唐晓峰

来源：《中国宗教》